金融壓制

概述

金融壓制是指政府實施將國內資金引導至公共部門的政策，這些資金在放鬆管制的市場環境中本會流向其他地方。這些政策是用來降低政府的債務佔GDP比率。 這個術語由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蕭（Edward S. Shaw）和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於 1973 年提出，用以指稱那些動機良好但會產生反效果、可能損害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

機制

金融壓制可能單獨或組合包含以下任何措施：

對利率進行明確或間接的上限管制，例如對政府債務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例如Q條例）。 政府對國內銀行和金融機構擁有所有權或控制權，並設置障礙限制其他機構進入市場。 高準備金要求。 透過要求銀行藉由資本要求持有政府債務，或透過禁止或打消替代方案的誘因，為政府債務建立或維持一個受控制的國內市場。 政府透過實施資本管制來限制資產轉移至國外。 這些措施允許政府以較低的利率發行債務。低名目利率可以降低債務償還成本，而負實質利率則會侵蝕政府債務的實質價值。因此，金融壓制在伴隨通貨膨脹時清理債務最為成功，可以被視為一種稅收形式，或者另一種形式的貶值。 一項 1993 年的研究估計了 24 個新興市場從 1974 年到 1987 年的金融壓制稅規模。研究結果發現，有七個國家的金融壓制超過GDP的 2%，有五個國家超過 3%。對五個國家（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辛巴威）而言，它約佔稅收收入的 20%。就墨西哥而言，金融壓制估計佔GDP的 6%，或佔稅收收入的 40%。 金融壓制被歸類為「總體審慎監管」——即政府為「確保整個金融體系健康」所做的努力。

二戰之後

金融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降低債務佔GDP比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透過在 1945 年至 1980 年間三分之二的時間裡，將政府債務的實質利率維持在 1% 以下，美國得以「透過通膨消解」了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的大量債務（佔GDP的 122%）。在英國，政府債務從 1945 年佔GDP的 216% 下降到十年後 1955 年的 138%。 以日本為例，研究表明金融壓制可以持續數十年。

中國

中國的經濟成長歸功於金融壓制，要歸功於「儲蓄低回報以及它所實現的廉價貸款」。這讓中國得以依靠儲蓄融資的投資來實現經濟成長。然而，由於低回報也壓抑了消費者支出，家庭支出「佔中國GDP的比重小於任何其他主要經濟體」。然而，截至 2014 年 3.3 月，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取消數十年來的金融壓制」，政府現在允許中國儲戶對一年期存款收取高達 1.6% 的回報率。以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來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這是一個「高實質利率」。

2008 年經濟衰退之後

在 2011 年的一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工作論文中，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瑪麗亞·貝倫·斯布蘭恰（Maria Belen Sbrancia）推測，為了應對 2008 金融危機後的高債務水準，政府可能會重新採用這種債務削減形式。 「為了獲得資本，奧地利限制了資本流向中東歐的外國子公司。法國、葡萄牙、愛爾蘭和匈牙利的精選養老金也已被轉移給政府，使他們能夠重新配置投向主權債券。」

批評

金融壓制作為一種理論受到了批評，反對者認為這個概念無法很好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狀況；它也作為一項政策受到了批評，反對者認為它確實存在但並不可取。 批評者認為，如果這種觀點是真的，借款人（即尋求資本的一方）將傾向於大量需求資本，並將用這些資本購買資本財。對資本財的高需求肯定會導致通貨膨脹，因此中央銀行將被迫再次提高利率。由於低利率刺激的繁榮在 2008 年至 2020 年期間的工業化國家中並未出現，這表明低利率似乎是確保資本市場均衡所必需的，從而平衡了一側的資本供給（即儲蓄者）和另一側的資本需求（即投資者和政府）。這種觀點認為，如果不是因為高政府債務比率（即來自政府的資本需求），利率甚至會更低。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壓制排擠了私營部門的投資，從而破壞了成長。另一方面，「戰後政客們明確決定，為了削減債務並避免徹底違約或嚴厲的支出削減，這是付出代價也是值得的。財政改革的僵局持續越久，『壓制』被視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可能性就越大」。 此外，金融壓制被稱為一種「隱形稅」，它「獎勵債務人並懲罰儲蓄者——尤其是退休人員」，因為他們的投資將不再產生預期的回報，而這正是退休人員的收入。「金融壓制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保持名目利率低於更具競爭力的市場中的水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減少了政府在既定債務存量上的利息支出，並有助於減少赤字。然而，當金融壓制產生負實質利率（名目利率低於通貨膨脹率）時，它會減少或清理現有債務，並變得等同於一稅收——即從債權人（儲蓄者）向包括政府在內的債務人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