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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危机 (2022年至今)

概述

自2022年以来，德国经济持续衰退，媒体及学界以“经济危机”形容之。商报研究所预测在2025年，德国经济连续第三年衰退以后，将遭遇“战后最严重危机”。2005年至2019年，德国经济创造出“就业奇迹”，长期表现强势，是欧洲的经济引擎。然而到2023年，德国经济猝然由盛转衰，国内生产总值萎缩0.9%，2024年进一步萎缩0.5%。此轮经济危机有多重归因。如：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废止核电、能源危机影响，德国能源转型步伐较慢、能源结构单一，导致能源成本激增；数字化转型缓慢，生产率相对较低；预算平衡法案限制举债，基民盟/基社盟推动联邦宪法法院认定600亿欧元气候基金违宪，及朔爾茨內閣内斗，导致当局经济刺激措施响应迟缓；全球市场需求变动，德国出口导向经济受到打击，拖累国内工资增长，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国内市场需求萎靡；加之人口老龄化，女性参与劳动比例较低，移民放缓，造成技术工人短缺。此次危机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住房出现短缺，影响950万人起居；德国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如传统主流政党支持率大幅下跌，另类民粹主义抬头，如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左翼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等等。学界、商界担忧，德国将重拾20世纪90年代时“欧洲病夫”的名声。到2025年底，德国经济在技术上停止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0.2%至0.3%的微幅增长，但经济局势依然严峻，如成本上升、失业率增加、生产率下降，经济萎靡、停滞氛围持续。2026年1月，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德国经济的“某些部门”处于“危急状况”，并宣布启动基础设施、国防产业的大规模刺激支出计划。

背景

2005年至2019年，德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业人口从3930万增加到4530万，增长率超过15%，有“就业奇迹”之称。同时，德国利率较低、失业率较低，经济较稳定，亦吸引众多投资及业务扎根。而俄罗斯输送至德国的天然气价格低廉，对德国经济有所助益。 2021年11月，经合组织美洲地区的石油总进口量中，17%为俄罗斯进口，达62.5万桶每日。2022年3月8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称“美国国民将对普京的战争机器再添重创”。德国经济部部长羅伯特·哈貝克警告称，若俄罗斯中断供气，且德国未能找到替代，国内供暖及工业运转将遭遇缺气问题。 2022年3月7日，美国及乌克兰要求德国摆脱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对此回应称“欧洲用于供暖、交通、电力供应和工业的能源供应，（除俄罗斯天然气外）别无他法”。欧盟则同时表示将在2022年内努力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将需求削减三分之二。 2022年9月，经济部长哈贝克指责美国及“伙伴供气国”借“天价”天然气牟取暴利，呼吁美国援助欧洲解决能源困局。同时，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油价上涨，布蘭特原油期货攀升至每桶80美元。

经济危机

2023年，德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0.3%，全年累计萎缩0.3%，陷入经济衰退，成为全球大国中经济表现最差一国，G7中唯一一个经济萎缩的国家。据预测，2024年德国经济增速将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倒数第二位，仅高于英国。有经济学家指出，德国经济衰退的主因就是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致使俄罗斯廉价天然气断供，能源成本上涨，冲击各个领域大大小小的企业。通胀率据预计将在2022年达到8.0%，2023年降至7.0%。家庭消费下降0.8%。荷兰ING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指，德国在2024年有较高衰退风险，短期内没有复苏迹象，德国将自2004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经济衰退。经济学家称德国经济陷入“持久衰退模式”。 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衰退0.2%，连续两年陷入衰退。经济部长哈贝克指德国自2018年起，经济增长持续疲软，是受到内部结构性问题、外部挑战叠加影响，德国经济地位正被中美两国挤压，经济发展策略亟需重新评估。此前德国经济已连续五个季度不见增长，上一季度更出现0.1%的负增长，预计成为G7中GDP增速最慢的国家。

预算危机

2023年11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交通灯联盟政府推动的600亿欧元气候基金违宪，德国自此陷入2024财年预算危机。该600亿基金源自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剩余的应急债务拨款，用于德国气候与能源转型计划。此外，由于债务刹车机制（Schuldenbremse）陷入争议，预算危机更趋复杂。债务刹车机制是指2009年起，当局设置联邦级及各州级举债上限，旨在将预算赤字限制在GDP的0.35%以内。这一机制是德国财政的基石，但自实施以来屡遭规避，历届政府均曾设法绕过，如2017年设立难民专项基金，以及在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时暂停规则等。截至2023年，约有29项此类基金在联邦预算外运作。 2023年12月，经过激烈谈判，朔尔茨政府达成妥协方案，保留2024年债务刹车机制，但要求大幅削减气候与转型基金，2024至2027年间削减额达450亿欧元。如此一来，朔尔茨政府避免了当下的政治危机，代价则是在经济下行期推行紧缩政策，并危及德国气候政策目标。《政客》记者马修·卡尔尼奇尼希（Matthew Karnitschnig）形容这一危机是“史上最德国式的危机”。

商务危机

国内生产总值萎缩的同时，由于经济不景气，德国企业亦持续承压，经营环境一再恶化。2024年9月，德国智库IFO经济研究所报告称其商业景气指数已连续四个月下滑。这项指数调查9000家各行业企业对于当前经营环境的态度，显示德国企业对经营环境持续不满，对未来前景持悲观态度，这也是德国经济持续承压的一大信号。制造业的信心指数跌至2020年初以来最低点，服务业信心指数跌至2024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IFO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称德国经济正日益陷入危机。IFO研究所学者沃尔拉贝（Klaus Wohlrabe）指德国经济陷入停滞，各行业订单短缺、投资疲软，消费者担忧通胀，消费意愿低迷。韦尔欧洲困境指数（Weil European Distress Index）调查欧洲3750家上市公司各个指标，于2024年4月报告称德国为“欧洲困境最深重的市场”，在工业领域尤为严峻，利率高企、技术工人短缺、反商业法规繁琐，工业企业举步维艰。由于德国经济较为依赖出口，加之就业市场僵化，企业破产风险更为严重，通胀率、借贷成本高，许多企业中止或推迟项目，进一步影响资本投资、招聘决策。各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消费者压力严峻，更由于抵押贷款成本上升，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缩水。德国采购经理指数（PMI）亦印证当时的经济困境。2024年8月，德国制造业PMI跌至42.1，连续26个月萎缩、低于市场预期。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德拉鲁比亚博士（Cyrus de la Rubia）指德国制造业衰退在8月加剧，且未见复苏迹象。与此同时，服务业增长持续放缓。由于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2022年，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的额外能源成本累计增加32亿欧元，并裁减2600个岗位，关停多所塑料厂、氨厂，部分业务迁出德国，理由包括审批流程繁琐而官僚化，监管过度，生产成本高企。 2024年4月，IFO研究所报告显示，德国住宅建筑行业过半（55.2%）企业表示订单不足，17.6%的德国建筑企业报告有项目取消。2023年，建筑业破产企业数量增幅超过20%。

外来投资

法國巴黎銀行房地产公司报告称，2024年第一季度外国买家占商业地产购买量的35%，创下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这一数据显示德国外来投资亦因通胀及经济衰退风险而不断减少。德国铁路公司同意以约140亿欧元将旗下物流子公司申克公司出售给丹麦竞争对手DSV。德国第二大私营银行德国商业银行成为潜在收购目标，意大利裕信銀行将其在德国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增至21%。如巴斯夫等德国企业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巴斯夫承诺斥资100亿欧元在中国新建工厂。学界认为，德国经济停滞、面临结构性变革，此为必然结果，德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持续超越国内投资，市场因而质疑德国商业投资吸引力下降。

生活及住房成本

2024年，德国住房危机严重，影响规模广泛。调查显示，德国住房短缺量超过80万套，超过950万人生活在拥挤的住房中，主要是单亲家庭。住房危机不仅限于低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亦日益受冲击，朔尔茨称住房是德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由于建筑成本及利率高昂，德国政府每年建造40万套新房的目标严重受阻，其中更包含10万套社会保障性住房。IFO研究所报告称，2023年新建公寓仅有24.5万套，预计2024年将降至21万套。由于供应短缺、需求高涨，全国租金飙升。在大城市和大学城，住房危机最为严重。由于爱彼迎等平台的短期租赁激增，柏林住房市场承压巨大，新合同平均租金是旧合同的两倍。政府亦出台措施试图缓解危机，但经常遭到规避。消费零售行业同样举步维艰，生活成本、住房成本上涨，不少家庭限制开支，特别是年轻消费者负债增多，可支配收入减少。德国各行业协会担心，由于住房危机严峻，海外技术工人更难以在德国居留，部分选民可能转向支持政治极端势力，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会造成深远损害。无家可归者亦有激增，一些地区报告称，无家可归的人数在短短几年内增加了十倍。一些帮助人们在住房市场中寻找出路的组织的会员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如德国租户协会（Deutscher Mieterbund）。随着商业环境恶化，德国就业人数以四年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国内产值

由于能源危机，2022年10月至12月期间，德国GDP下降0.4%，德国联邦统计局初步统计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GDP“意外”收缩0.1%，扭转了第一季度0.2%的增长，未达到增长0.1%的预期，同比收缩0.1%，连续五个季度无增长。学界、媒体一般将德国经济发展受阻归因为：德国工业竞争力下降，官僚主义、监管负担严重，政府机构亟待数字化，产业工人短缺。德国国内的监管问题经常引发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都承诺减少官僚负担，以此促进投资。监管层面改革长年受阻，加之欧盟法规限制，情况越发复杂，一些学者认为国内监管流程为企业带来较大行政挑战。欧盟亦推动绿色协议（Green Deal），提出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亦引发德国国内探讨。一些学者认为绿色技术增长潜力有限，脱碳虽然重要，但未必能推动经济增长。

能源政策

经济学家指出，德国长期依赖廉价俄罗斯天然气，遭到俄乌战争国际制裁影响而断供，这是德国经济停滞的主因之一。这种依赖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两德统一、德国能源市场自由化后不断加剧。俄乌战争前，德国过半（55%）的天然气为俄罗斯供应，俄罗斯也是德国石油、煤炭主要的进口来源国。此外，又由于德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存在自满情绪，欧盟委员会此前敦促德国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政府未予重视。2023年，德国天然气进口量减少了32.6%，能源价格随之上涨35%，通货膨胀加剧，经济陷入不稳定。能源公司莱茵集团CEO马库斯·克雷贝尔（Markus Krebber）警告称，德国天然气价格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有结构性升高，能源危机可能永久损害德国工业。能源转型将对能源密集型产业产生长期不利影响，可能导致结构性需求发生显著、持久下降。德国的弃核政策亦是能源危机的因素之一。受到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等核事故影响，德国正逐步淘汰核电，这一政策由绿党发起、主导，最终由第二届默克尔内阁推行，造成能源供应缺口。2011年3月时，德国共运作有17座核反应堆，核电发电量占总量四分之一，这部分的缺口在后续就主要由俄罗斯天然气填补，进一步增加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尽管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可再生能源转型进程受官僚主义障碍，可再生能源项目审批流程复杂缓慢，地方一级阻碍基础设施项目，都导致可再生能源领域投入有限。截至202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约占德国电力供应的52%，不足以满足工业需求。 2022年10月期间，经济部长哈贝克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迫使德国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从而破坏德国和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稳定，并坚称普京会失败，“就像他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失败一样”。哈贝克更指责俄罗斯蓄意使德国依赖其廉价气，以“勒索”形容之。

科技转型

有学者称德国技术进步缓慢，经济格局向低生产率门类转移，生产效率因而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德国的企业在线服务，如在线注册、报税等方面落后于其他欧盟国家，这些服务需要推进数字化，以加快企业和消费者面临的流程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到，2024年在德国获取营业执照需要120天，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国内政治

商界不满德国国内政治斗争，多名商界领袖表示，政客围绕经济刺激法案内斗，是德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之一。德国上议院曾阻止了一项简化官僚程序、为德国企业减税的法案，宪法法院亦限制大幅增加联邦预算支出。此外，朔尔茨政府内部不和，经济刺激政策难产，民调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例如限制举债问题，自由派政党主张采取紧缩措施，而绿党则力主修改宪法中的债务规定，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国际局势

在气候投资领域，美国的竞争力日益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本是德国制造品的一大买家，但其制造业竞争力日益提升，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危及德国先进制品的市场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放缓，需求疲软，影响德国出口业。此外，红海危机期间，胡塞武装袭击航运船队，导致全球供应链不稳定，亦影响德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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